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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1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2

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刘承燕告诉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她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然后遭到撤换。除了成绩，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3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很沉默。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4

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个“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他为了帮学生减压，每周一、三、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课时，七中老师提问，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开始没人愿意，他就找了个纸箱，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抽签。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

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5

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

此前他们听说，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时不熬夜，下课能逛街。

两天后，小视频传回，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回来后，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们不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们有规划，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但很难睡好，心很不安，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开着小台灯，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她总觉得被落下了。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师批评学生晚睡，有学生回答，“我得守住阵地。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病减轻了不少。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只看卷面成绩，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们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现在，满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通常情况是，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高二开始进步，高三复习时，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成绩会突飞猛进。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位学生说，经过3年，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成都37中的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高一还偷玩手机，翻墙逃课。到了高三，主动提问，自己找题做。”刘正德说，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响。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他想了想，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是催化剂”。

6

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位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他喜欢游戏，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晚上9点半放学，回家做点扩展题，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最喜欢美术、体育这类“休息脑子”的课。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但远端学生对七中的“天才”们，更多还是遥远的崇拜感。七中学生经常会收到远端学生添加QQ好友的申请，微博上甚至有他们的“表白墙”。里面都是溢美之词，他们觉得自己并没那么优秀，因此颇为不安。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但和他们接触，至少能多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

有七中老师感慨，“远端学生的质朴、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忆，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一个个含着泪，挤过来拥抱。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对方见面一愣，高兴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合张影就行。后来问清了，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几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

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早就开始学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自己永远看不到，“就算我变优秀，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坚定地说，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

另一位男生说，自己没想和成都的“天才”们比。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也进步了。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



7

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她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全都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还是插不上话。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考清华还蛮简单啊”。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新学校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

王红接声称，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我想，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到大学会适应很多。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为缺乏父母关注，成了游荡的痞子。当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

他很生气，“搞一辈子教育，只求最后别被人骂。”

12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

据他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直到他考出来，当了老师，又亲手教妹妹考学，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师，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

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中国青年报出品
2018-12-13 17:17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程盟超
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
本文约8350字 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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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七中直播班学生谈网校：对分数帮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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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网校甘肃毕业生：给我同样的资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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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网校学习，他们说帮助...

一块屏幕就想改变“贫困生”的命运？真相只会让你更痛苦
中产读本
文/中产读本
来源：中产读本（ID:GetFunAuto）
近日，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刷屏，讲的是中国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学校，通过东方闻道这家公司的课堂直播，同步学习成都七中的课程，考上好学校的感人故事。
很多人留言感慨“奇迹”“科技的恩赐”“应该在全国推广”等等，网易创始人丁磊更是在朋友圈转发并表示网易要拿出1亿元来支持网络直播教育。但是，这块屏幕真的能改变命运吗？现实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
哪怕是通过网络让孩子同上一堂课也很难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大部分中国孩子无法接触到优秀教育资源的现实。很多人，始终注定会输在起跑线上。
平均一年5.5个学生考上北清，不是奇迹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中提到，“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
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是2016年到现在的三年？看仔细！这里写的是16年而不是“2016年”。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有5.5个学生考上北大清华，这个数字明显不算高。按照直播班累计总人数和考上清北人数比例计算，考取率只有0.12%。
而北大清华2017/2016/2015三年平均全国31省录取率中，最高的北京地区超过了1%，最低的贵州地区也有0.03%。也就是说，网课项目教出的优秀学生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比例依旧低于全国普遍水平。
更重要的是，之所以在贫困落后地区清北录取人数增加了不仅仅是因为多了一块屏幕，可能更直接的原因是近几年北大和清华多次在招生政策上向贫困地区做的倾斜。
2014年4月20日，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咨询会上，校招办主任于涵透露——清华今年的招生计划还将继续向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和高教资源相对匮乏的省（区）倾斜。
2013年，北大各省招生工作组表示，北大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考生的政策倾斜，除继续在自主选拔录取各环节中照顾农村考生外，还将贫困地区“专项计划”翻了一倍，从30人扩大到60人。
……
这88个人里面，有多少享受过政策性降低分数线还未可知。但当地确实有人享受到了分数优惠。在该文提到的云南禄劝政府官网上，有今年一位考生被北大录取的新闻。该考生分数为680分（全省第720名），而北京大学今年在云南的录取分数线文科为684分、理科为705分。
所以在降分政策等多重因素叠加之下，16年时间有88个人考上北大和清华不能算作“成绩”。
直播课程的孩子本身不简单
很多时候，贫困地区孩子难以考上好大学是因为国内教育资源分配并不平等。大城市的学校，可以拥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硬件。偏远地区的学校，没有好的老师也难以向孩子提供好的硬件环境。
按照很多人的理解，直播课程本质应该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把优势教育资源传播到条件最不好的孩子身边，让每人孩子都能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条件，可这次提到的网课项目并不是这样执行的。
腾讯大家栏目署名“张3丰”的《尖子生才有资格看的直播课堂，是少数人的命运游戏》一文中提到，能上直播课程的那些学生，是学校里精挑细选出的尖子生。
是不是真如那篇文章所说“挑选成绩好的学生”我们无法去确认，但我们确认的是在网课项目“远端”的这些学校里面，确实之有一小部分孩子属于“直播班”可以看“名师”的教学。
毕竟，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属于一家私企，做私企不是做公益，不可能免费让所有山区的所有孩子都能上直播课程。
我们了解到，四川省物价局2002年对东方闻道网校收费作出批复，其中明确注明“直播式教学远端班学费1.2万元/年”。
现在如何收费呢？有知情网友给出了这样的价位——
不管是2002年的1.2万还是网曝的7万打折3万，能承受这样收费的家庭并不简单，特别是在文中提到云南、广西等地的偏远地区。
能交得起直播课程学费是什么概念？以和东方闻道合作的禄劝一中为例（禄劝是昆明市下面的一个自治县）。根据昆明市统计部门的数据，禄劝县2016年人均月工资约4200元。也就是说，一个当地人全年的工资收入只有5万左右。打完折之后的网课学费是一学期3万，一年就需要6万。这还仅仅是学费，没有包含孩子读书期间产生的其他费用。
也就是说，一个收入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家长是肯定承担不起自己孩子在“网课班”一年学费的。那么能把孩子送进去的家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平困地区的“非贫困”人群。
所以东方闻道做的事情，是利用成都七中这类名校的资源，让“差学校”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在课堂上看成都七中的视频，然后疯狂练习，疯狂做题，本质就是把应试教育做到极致。而那些学习差的孩子或者没钱的孩子，还是“该干嘛干嘛”。
这种有钱人家的尖子生才有资格看的直播课堂，是少数人的游戏。
但是，《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中，却处处流露出东方闻道帮助贫困山区的穷孩子改变命运的味道，甚至还有单纯的读者看哭了……殊不知，这些土豪孩子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改变命运。
现实很残酷，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不是一块屏幕能拉平的，山区孩子的命运，也不是一块屏幕能改变的。
东方闻道的生财之道
作为一家企业，东方闻道的目的必然很明确——赚钱。
在天眼查上可以看到，和东方闻道相关的企业有三家：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实验小学东方闻道网校、四川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
其中，可看到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信息，可看出成都东方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私企。
截图可以看到，这三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王红接。
搜索“东方闻道王红接”，出现了下面这些新闻：
从两年前开始，这个东方闻道公司已经在谋求资本运作了，而且深度参与了两家大型国企之间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
当时的故事国企中国华谊想要上市，买了一个叫“三爱富”的壳，结果这个壳的主业亏损越来越大，戴上了ST帽子，壳的质量越来越差。华谊方面就想把这个壳卖掉，但是垃圾股不好卖啊，于是就创造性的设计了“三元重组”模式：三爱富分别用19亿和3.6亿的现金先收购奥威亚100%股权和51%东方闻道股权，然后再把三爱富20%的股份高溢价转给中国文发集团。
由于奥威亚和东方闻道的股权都是100%由私人持有，这个方案至少可以造就6位亿万富翁，而且全部是现金交易，套现约束很少，所以当时就有说法：这不是国企之间左手倒右手买卖壳，却富了个人吗？大家就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协议或者利益输送，尤其是这两家公司自己还不安分，被收购前，前者完成了突击入股，后者则把巨额留存利润给提前分了。
奥威亚是干嘛的呢？官网显示的产品是AVA全高清互动录播系统，其实就是高度集成的一体化录播设备。
东方闻道呢？其实就是专门用奥威亚的设备录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的网课，然后去卖给各个乡村学校。没有那个网课其实东方闻道就啥业务都没有，所以上交所就对这笔交易产生了质疑发了个函：
上交所就曾在问询函质疑“东方闻道对于上述网校的开办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相关网络教学服务费用支付是否公允，是否存在上述网校在报告期内向东方闻道输送利益的行为”。
这显然是问到了无法解答的核心，所以这笔交易最后的结果就是奥威亚的收购顺利完成，但是东方闻道51%的股权收购流产了。
经通过天眼查查了一下东方闻道的股权结构，樟树市博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博闻投资）持有92%，章树市明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明道投资）持有8%。王红接和许晓霞夫妇每人持有博闻投资50%的股份，刘林和江鹏也是各自持有50%的明道投资股份。
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个东方闻道公司的受益人全是个人。有人问，“这是商业还是公益的”？这么说吧，成都七中的的确确是做公益的，收钱公司的股份一点都不沾。
但是，财经自媒体鹿鸣财经写道——
最后，朋友圈流传着一张截图“网校去年出事负责人就被抓了”，“屏幕两边的师生皆贫，中间的人……富了。”
还记得《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结尾，网校负责人，东方闻道大股东王红接怎么说的吗？
“所有人都很开心。”
参考来源：
《这块屏幕可能无法改变命运，但却能造就亿万富豪夫妻》鹿鸣财经
《尖子生才有资格看的直播课堂，是少数人的命运游戏》张3丰



中产读本
https://mp.weixin.qq.com/s/yG_L4HH1oqIigsc2rNHXpQ

“这块屏幕”刷屏之后：公平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教育的水平线》（见报稿原题）刊发以后，引发网络热议。报道以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为主要样本，介绍了通过网络直播教学，当地学校获得了四川名校成都七中的优质教学资源和理念，实现“低进高出”，甚至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故事。


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很多读者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不过，也有很多人产生疑问：直播教育真的有那么神？网络直播教学并不是太新的概念，一些地方尝试远程教学也有了十几二十年。一些学校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力。端稳教育的水平线，则涉及到更多且更复杂的因素。

现代技术让人看到公平的希望

毫无疑问，报道介绍了一个现代技术促进社会公平的典型案例。网络不仅传递了先进的教学方法，还打开了贫困地区学生的眼界。就像报道所言：“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更重要的是，当直播教学成果显现，当地看到优秀学生考上大学，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就会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当社会上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强盛起来，认为学习不能改变命运的“读书无用论”自然就丧失了生存空间。而且，伴随着本地教育水平的改善，那些原来家里有条件前往城里上学的外流优质生源，也可能逐渐回归，由此形成地方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

当然，差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填平。正如有人所质疑的，以升学率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准，尊崇的依然是“超级中学”的那一套。贫困子弟有机会跟大城市里的孩子“同堂上课”，课后需要勤勤勉勉，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勉强赶上同龄人的进度，或者说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但他们看不到的是，城市学生在课堂以外参加各种兴趣活动，发展综合素质，以至早早地周游世界。

苛责是不公允的，提出“何不食肉糜”的质疑，只是一厢情愿。对接受直播教育的学生来说，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中，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他们的努力不应该受到嘲笑。

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矛盾，不可能单凭教育之力补平。农村孩子没机会和城市孩子获得相同的学习条件，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问题，是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问题。

而现在，教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创造机会。农村贫困地区高考升学率提高以后，有不少学生可能从此离开，扎根在大城市，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总会有心怀家乡的年轻人寻求回乡。不管是哪种人，他们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家乡的发展，为贫困地区带来新的理念，输入新的资源。在这里，教育扮演的是杠杆的作用，用相对微小的力量撬动整个社会的变迁。

网络直播要推动教育内向生长

网络直播只是一剂“催化剂”。如果认为只要技术进步了，就能彻底改变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面貌，只会陷入自我煽情的感动。技术促进了当地教育面貌的改变，但归根结底，包括教育在内的地方发展要焕然一新，必须依赖自我内向生长。

学生通过直播学习取得优异成绩以后，会更加认同城市学校和教师。成都七中的老师旅游时遇到看自己直播的学生，获得了意外的免费服务，就是直接的例证。令人忧虑的一点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挑战。人都摆脱不了功利，学生面对网络那头给自己带来希望的老师，和课堂里自己面前那个“平庸”的老师，该如何选择？

报道也指出：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


如果认为只要直播能解决升学率的问题，当地师资就不再重要了，只能做点辅助性的教学工作就好，那就落入了新的一种教育理念误区。本土教师不能成为远程授课教师的“影子”，而要坚守学生成长成才的主心骨的职责使命。

我们当然相信，在开展直播教学时，发达地区、城市学校的教师愿意无保留地向网络那头的寒门子弟传播知识。然而，网络终究不能替代所有。网络教育有助于解决公平的问题，但实现不了多样化的目标。学生可以学同一套课本，做同一套试题，但学习也需要加深对身边事物的理解，也需要照顾到个体差异。

换言之，理想的直播教学，追求的应该是辅助性的角色。现在轰轰烈烈的网络直播教学，其长远目的应当是“不需要直播”。当教育的鸿沟得到补平，当地有能力独立开展合格的教育，网络直播的遥控器，就应当掌握在当地教师和学生手里。

直播教学不能只看对学生的影响，还要看对教师的影响。教师能不能从发达地区同行身上习得经验，进而将先进理念和方法本土化，才是评价地方教育水平是否获得真正意义上改善的指标。否则，让本地教师沦为协助网络教学、从事批改作业等琐事的“配角”，无疑是冷漠的，也是无法长久的。

公平从来不只是技术的问题

技术改变了资源流动的方向，打开了“输血”的阀门，让贫困地区有机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优质资质。这是过去人们所无法设想的。

我们要看到，各方面改善贫困地区发展水平的善意。比如，一所学校只交了开通一个直播班的钱，但通过“偷录”直播，让其他班也接受同样的教育。提供直播教学的网校负责人知道此事，却并未深究。如果以先进的教育资源为筹码，构筑知识的高墙，直播教学显然无法实现其初衷。

近年来，一些名校针对农村大学生比例偏少的问题，推出了面向农村落后地区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例如，北京大学“筑梦计划”、清华大学等校的“自强计划”，等等。这些专项招生计划为优秀贫困学生开辟了绿色通道，让他们获得了在原有条件下很难抢到的名校录取通知书。

单单从技术上看，一套考题，一个分数标准，可能会实现表面的“公平”。然而，公平从来不只是技术的问题。技术是冰冷的，但人心是火热的。是人的因素，让教育的水平线端得更稳。

教育不光要看实力，更要看人的潜力。接受直播教学的农村学生，本来“底子”不好，获得城市教师的点拨以后，成绩上去了。重视人的可塑性，是推动这场改变时应当秉持的理念。

正因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在开展招生时，不管是针对本国学生还是国际学生，都考虑到地区发展差异。一些来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进入一流大学以后，获得了更好的平台，有的能够通过努力补齐差距，取得一流学术成就，就算跟不上发达地区同龄人的水平，也没关系，只要他回去以后能够成为家乡的佼佼者，改变当地面貌，就达到了教育公平的目标。

这也给人们一个启迪：端稳教育的水平线，需要在多个维度发力。除了教学和应试的技术水平，还有招生录取的合理分配，还有评价与考核的多元化。也许资源是有限的，但赋予所有人的机会应当是公平的。（评论员 王钟的）

中国青年报出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百家号12-1407:56
“这块屏幕”刷屏之后：公平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19782858951535584

中青报：面对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 少点阴阳怪气

吐槽青年出品 　曹林|文

没有明星，没有焦虑，没有悲情，没有英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火得让人觉得有些意外，不只是噌噌噌上涨的阅读量所呈现的热度，也不只是刷屏所带来的那种涌向人心的冲击力，更火的是，已经成为一个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现象级话题。有多家企业老总被这篇报道感动后，决定参与网络直播课程建设，捐出亿元支持更多学校落地这个模式，打破知沟，让知识无阶层流动，让更多的“教育平行线”汇合成一条线。

“冰点”这篇特稿在报纸上的题目叫《教育的水平线》，写的是以云南禄劝第一中学为代表的200多所贫困学校，全天候跟随名校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改变了很多学生命运的故事。这篇报道周三发出时，并没有成为话题，周四在公号以《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为题发出后，形成了震撼级的传播。也许是因为“屏幕”和“命运”这两个词隐含的意象触中了舆论痛点，让人温暖和感动，更让人心安。贫富差距所形成的教育鸿沟，穷人孩子奋斗了18年很难进入大学跟城里孩子一起喝咖啡，一直是社会的一个隐痛，让人不安，让整个社会都觉得在道德上有很多亏欠，这块屏幕让人感觉稍稍心安了一些。

有些人盯着的可能只是那个炫目的成绩：这些平行直播班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在很多贫困县“零一本”的现实下，这个成绩确实很有说服力，但我相信刷屏之后更触动人心的是报道中另一句话：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这个屏幕，不仅提高了很多孩子的成绩，更让他们看到了井外的光。这篇报道不也是丢往井下的一根绳子，不也是一束光吗，让很多人看到了打破知沟、让知识无阶层流动的希望和信心。温慰人心之处还在于，当很多人因为这种教育鸿沟在抱怨、焦虑、愤世嫉俗、丧、愤怒、撕裂、绝望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努力在干在奔跑，尝试做一些实事，让行动跑在焦虑的前面。这种努力也许扳不动教育不公背后的那个大逻辑，但起码可以让差距小一些，让很多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爬出井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种模式经过了20多年的慢慢耕耘，才有了今天的效果，这种耐心也很打动人。

也有一些批评声音，觉得推广还面临着诸多难题，教育专业人士理性的批评碰撞出了很多精彩的火花，但也有一些阴阳怪气刻意挑刺的声音，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我们这些坐在电脑前靠键盘写字的人，还是应该对那些努力想做一些事改变现实的行动派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多一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意，多一些呵护、善意和包容，少一些不懂装懂高谈阔论的苛求，少一些站在云端看什么都不顺眼的空谈，更少一些胡同串子般的阴阳怪气。

比如，有一种声音批评称，平等直播班模式虽然取得一些成绩，改变了一些学生的命运，但这种模式不能“根治”城乡教育不公的鸿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差距。这纯粹是屁话，谁说借助这种模式去“根治”什么了？“根治”是一些人惯用的批判武器，仿佛达不到“根治效果”就不行。可一种药如果能让人缓解一下疼痛，能够局部解决一些问题，能解决一批算一批，为什么不可以呢？一时没法填平井下与井外的落差，往井下多放一些绳子，让井下的人看到外面的光，让尽可能多的人往外爬，虽然没有治本，却治了很多标，不也是很好的吗？暂时没有“根治”之策，就让人慢慢等，等着“城乡教育资源完成平等”后再努力吗？实际上根本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迅速的“根治”之策，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没法用休克疗法，只能依赖像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去逐渐拉平教育的水平线。

比如，还有人说，这种直播班，确实让一些贫困县的中学与大城市名校看齐了，但在校内形成了新的不公平。因为看这种直播班的是学校的尖子生、尖子班，那些普通学生、差生并没有机会上，他们被甩下了。——这种逻辑是不成立的，其一，这种不平等本来在很多学校就存在，即使没有直播，很多学校为了升学率，也会分快班、尖子班、择优教育，这种分班和不平等不是直播屏幕带来的，而是原先固有的；其二，直播并不会加剧不平等，而会形成示范，其他班和落后的学生在直播班的示范下、在越来越多学生考上名校的感染下，也会受到那束光的感染。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帕累托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不损害别人利益情况下而使部分人的境况变好，也就是说，没有产生负外部性。一方面，直播班的学生享受到了好处，另一方面，其他班的学生也受到了感染。报道中提到，很多班其实都在违约“偷录”视频偷放直播，形成一种“改变命运”的学习氛围，谁是受害者呢？没有受害者。不上进的本来就扶不起来，而有上进心的，会受到直播的感染和激励。

还有人说，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关键是培训教师，这种平行直播只能影响学生。——这显然不是事实，贫困县的中学教师其实也是直播的受益者，学生在学习，当助教的老师也在学习，这也是无形中的一种培训方式。报道中提到，平行直播后，县里一大拨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当然，对老师的培训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能只依赖这种形式，需要更多的途径。

当然，还有人指向了这种模式，觉得这种市场化的模式，企业只是为了赚钱，加重学生负担。——这种指责也不成立，第一，市场化怎么了？赚钱怎么了？如果一种市场行为，既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又能带来公益效果，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带来贡献，有什么不可以呢？亚当•斯密说过：“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很多公益正是私利所驱动的，解决公共问题需要市场思维，对市场不能有道德洁癖。第二，有人说这会加重学生负担，这也是不懂现实情况，购买直播课并不是学生掏钱，而是当地政府。这属于市场提供产品，政府购买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合作提供教育资源。

还有人不屑地说，光靠一个屏幕就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了？教育公平不是技术能解决的。“光靠什么什么不能解决”也属于“根治苛求”，没有谁天真地觉得“光靠屏幕”就能解决大问题。虽然这种模式的主体是一个屏幕，但支撑这种模式的其实不只是技术。用心去看的话，从这篇报道中，我们能看到政府制度化的投入，看到很多主体人文层面的投入。成都七中老师的用心投入，某位七中老师，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直播提供者网校的善意，负责网校的人跟记者说，“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支撑这个事业的，绝不只有冷冰冰的技术，更有温暖的人心，这正是报道能够穿过手机屏幕感动无数人的地方。

点击进入专题：贫困地区中学直播名校课程 88人考上清北

中青报：面对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 少点阴阳怪气

原标题：面对那块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少点阴阳怪气

http://news.sina.com.cn/c/2018-12-14/doc-ihqackac6346651.shtml